捐纳又被称为赀选、捐输、捐例，简单点说，就是拿钱买官。许多人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误解，认为科考是做官的唯一通道，这种想法低估了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的复杂性和社会治理的难度。通过金钱买官其实是一项十分古老的制度，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后来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和完善，到了清朝，尤其是晚清时期，被大规模推广使用，成为商人入仕、官员任用、朝廷赚取银子的重要途径。发展到后期，更是产生出一大批亦官亦商、非官非商的特殊群体，他们游走在官商两重身份之间，一边是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一边是扯不断的权力纠葛，而这一切都源于古老的捐纳制度！

买官卖官

（1）捐纳的起源

《管子》中的《八观》篇曾记载了这样一句话：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看似情绪满满，实则带出一个事实：上卖官爵。可见在当时，卖官就已经公开化、合法化了，《韩非子.五蠹》也做了类似记载：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卖官并非某个诸侯国孤立的做法，而是当时一种普遍现象。分析起来，可能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战国时期，铁质农具开始推广，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老百姓从温饱中解脱出来，富裕者具备了一定的购买力。

但官帽这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不是说想买就是有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到：“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由此可见，卖官制度化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蝗灾和疾病流行，朝廷需要赈灾款，在财政收入不能满足的情况下，把卖官收入当做一种补充，用于缓解财政压力。

天灾是捐纳制度诞生的主要原因

有了这个先例，后世的官家们纷纷效仿，例如西汉就规定：旱涝、蝗灾时期，允许庶民自由买卖官爵；唐朝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也倡导买官卖官，以筹集军饷；宋代经济倒是发达，但依然不舍得放弃这块肥肉，还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纳粟”、“进纳”等等，当然，宋朝的制度不完全是为了赚钱，还有部分其他考虑，比如协调官商矛盾，通过买官卖官提高商人地位等等。明朝是捐纳制度的 集大成者，景泰年间，政府开售国子监学籍，国子监是当时国家储备干部的最高学府，踏入国子监，相当于考上了公务员，国子监学籍都卖，说明卖官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制度。

（2）清朝的捐纳制度

清朝源于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原本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但建政之初，又要讨伐叛乱，又要稳固政权，又要赈济灾民，一来二去，财政疲惫不堪，加之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无奈之下，顺治十二年，“开廪生捐银准贡例”，所谓“廪生”，就是国家承担生活费用的科员，要想做官，还必须经过选拔。“廪生捐银准贡”制度可以看做是清朝捐纳制度的开端。

口子一旦开了，后边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康熙十四年，朝廷为筹集平定三藩的军饷，施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捐纳：“乙卯捐例”，《清史稿》对此做了明确记载：文官捐始康熙十三年，以用兵三籓，军需孔亟，暂开事例。不同于顺治时期的小打小闹，此次捐纳不仅能获得“廪生”资格，还能“捐升”，就是说“廪生”可以花钱早日排上号，早日为官，已经做官的可以花钱获得提拔的机会。

捐纳绕过了科举

“乙卯捐例”打破了捐纳制度从百姓到官员的界限，进入到官员升迁中来，对于这项制度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此以后，清朝的捐纳制度进一步扩大，例如雍正朝的“阿尔台运米事例”、“豫筹粮运例”；乾隆朝的“乐善好施例”，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朝廷焦头烂额，要说嘉庆皇帝吞了和珅的家产应该不缺钱，但钱入了谁的口袋想拿出来都难，嘉庆也不例外，为了筹措军饷，不惜扩大捐纳人员范围，

“京官郎中、员外郎，外官道、府，有理事亲民之责，未便滥予登进。进士，举人，恩、拔、副、优、岁贡，始许捐纳。非正途候补、候选正印人员，亦得递捐。现任、应补、候选小京官、佐贰，止准以应升之项捐纳”

捐纳制度的夸大化，说明清朝在捐纳制度的范围、方法、类型方面完全实现了制度化，而这次捐纳也为大清朝带来了3000万两真金白银，创造了捐纳制度诞生以来的新纪录。虽说事后户部侍郎对大规模捐纳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有过思虑，但苦于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最终不了了之！

银子是捐纳的主要结果

（3）晚清捐纳的变化

如果说嘉庆朝的捐纳尚算是江湖救急，那么咸丰年以后的捐纳就是家常便饭了，鸦片战争以后，大清朝进入到急重症高发期，英法联军、太平天国、捻军，各路土匪强盗轮番登场，而各色天灾也不请自到。

据清朝刘大鹏所著的《退想斋日记》记载：咸同之交的瘟疫大流行；同治年间连续九年的永定河漫决；光绪初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光绪朝中期的黄河漫决；光绪十五年的全国性大水灾；十九世纪末叶连年发生的顺直水灾；戊戌维新时期以水灾为主的全国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旱为主的全国灾荒。这些大型灾荒前后衔接，几乎每五年就发生一次，而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大。在这些灾祸的夹击下，捐纳就成为清政府财政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科举制度的衰败也是捐纳制度钻空子的一大原因，明清朝的科举制度进一步缩减了科目，除了“四书五经”就是八股文，承平时代，纵然有些腐朽，仍然可以依靠王朝的惯性混日子，一旦有些风吹草动，这种四平八稳又原地踏步的选人制度，就变得不堪一击。尤其是晚清所面临的大变局，亘古未有，科举制度无力应对，而各色官场舞弊案又大大削弱了科举制度的权威性，例如咸丰八年戊午科顺天乡试发生的程庭桂、程炳采父子舞弊案，甚至导致大学士兼大主考柏葰被处死。

国子监

除此以外，工商业的发展也对科举制度造成了冲击，中国古代封建等级以“士农工商”排序，工商虽然位列其中，但受制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无法和入仕相比，而随着西方经济的入侵，传统的小农经济趋于解体，工商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新兴的阶级在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后，必然诉诸于政治权利的获取，加之中国人传统的功名观念影响，在科举通道狭窄的前提下，捐纳就成为土豪们谋取权力的捷径。

既然可以明面上买官，那大家也就别藏着掖着了，大清朝干脆设立了一个专门管理捐纳的机构，叫做“捐局”，统一管理捐纳适宜，“捐局”成立后，各省纷纷效仿，“时内则京捐局，外则甘捐、皖捐、黔捐，设局偏（遍）各行省。”

有了机构，制度自然不能少，包括捐纳流程，项目类型，项目手续，人员打点等等，都有了着落，即便如此，买官的和卖官的还嫌麻烦，花了钱，谁都想来个痛快，所以不久又出现了一些代为办理相关业务的第三方机构，晚清的许多钱庄票号都有类似业务，和今天代账公司差不多，例如大名鼎鼎的山西“日升昌”票号，就是其中的行业龙头，不仅一包全管，还服务周到，极大降低了捐纳成本，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对此做过辛辣讽刺，有兴趣读者可以去查阅一番！

大富豪盛宣怀

（4）晚清的官商合流

捐纳制度在晚清的肆虐，造就了一个新群体：绅商。所谓绅商，就是具有官商双重身份的群体，亦官亦商，甚至充当了官商之间的中介，例如前文提及的山西，就是晚清绅商的大本营之一，当然，他们的官职爵位多是花钱买来的，而东南地区又是绅商的另一块高地，究其原因，还是当地经济发达，有钱人多，具备较强的购买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盛宣怀，一方面他是晚清兴办洋务的实权派，另一方面他有是家财万贯的大资本家，但他的官却不是科举得来的。同治六年，盛宣怀参与乡试落第，作为高干子弟，连个乡试都过不了，盛宣怀面子上很下不来，后来没办法，只得跟着父亲的老朋友李鸿章办事，由于才干突出，业绩显著，28岁那年获得道台补用。此后他青云直上，辗转腾挪于官商两重身份之间，成为晚清官商合流的代表人物，可谓捐纳制度的一朵奇葩。

除了盛宣怀，近代著名实业家荣德生也是捐纳出身，荣自述言及：（为账房）代劳数月，送我吴对一副、实监生照一张，实不敢受，亦不能却，送还捐费，后为捐官之基本。

花钱买官可以理解，还有部分人，花钱不为做官，只是为了捞个名声，以抬高身份，方便做生意，这种做法看似荒诞，实则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鄙视工商业从业者，孔子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晚清社会虽然已经发生变化，但观念的变革是个是缓慢的过程，对这些急于改变身份的土豪而言，等待毫无意义，等久了还被人戴上“小人”的标签，干脆来个爽快的：砸钱！

根据统计：1895-1900年间新开办的 64 家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 5 人，候补道 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 17 人，其他佐贰杂职 28 人，这些爵位无一不是通过捐纳获得。

做官是每个人的理想

日慕点评：

捐纳制度所带来的官商合流自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捐纳在获取财政以外的收入，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又让工商业者们开始寻求政治上的身份认同和权力依靠，两者的结合促成了捐纳制度的诞生和发展，晚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时段，也是最为特殊的一段时期，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入侵，中国原有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这一过程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也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重构，部分工商业者趁势而起，不仅攫取了大量财富，还将经济之手伸向了政治领域，而晚清腐败的政局在社会变革的刺激下，半推半就的与这只镶满钻石的经济之手勾连在一起，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绅商阶层。

表面上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捐纳者在花费了大量金钱以后，必然寻求通过权力来获取补偿，而这种补偿不可避免的加剧社会的腐败，进而推动原有社会的解体，《清史稿》就对清朝中后期捐纳失控做过生动描述：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开，官吏乃以资进。其始固以搜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中叶而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淆杂矣。除了政治上的弊端，文化上的损害也不可忽略，传统科举制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碍于考试难度和严格监管，依然可以较好的捍卫儒家传统价值观，而捐纳制度无疑破坏了这一价值体系，官场成为官商勾结的“集散地”。

但站在另外的角度，如果拒绝捐纳，权利中枢又会因为缺乏经济支持，无力解决现世问题而引发快速解体，所以说，晚清政府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两难状态，犹如面前摆着两杯毒酒，一杯毒酒缓慢死去，一杯毒酒见血封喉，怎么选都是死，苟延残喘，就变成了较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