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二年七月，原本应该辅弼新帝的大明内阁首辅徐阶在明穆宗的“恩准”下告老还乡。尽管当时徐阶已经65岁，可精力依然旺盛，他提前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是迫不得已，新即位的明穆宗行为荒诞不经，徐阶不但几次劝阻未果，而且引起了皇帝的不满，于是便知趣的主动隐退。现在我们说到明朝内阁第一个想到就是实现万历中兴的张居正，却很少有人提到徐阶，然而在我看来，这位韬光养晦扳倒严嵩，拨乱反正实行改革的政治家其实是万历中兴的铺路人。

张居正尊徐阶为师相

就在徐阶告老还乡的时候，当时还是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写了一封《答上师相徐存斋》的书信给徐阶，信中言道“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沉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后面还写到“故昨都门一别，泪簌簌而不能止”。仔细想想，此时徐阶已经是人走茶凉，张居正写这封信的目的肯定不是为自己的仕途加分，而是一种真情流露。事实上徐阶与张居正的关系也的确非同一般。张居正刚中进士及第就来到翰林院当庶吉士，当时徐阶官至翰林学士，是张居正的指导老师兼顶头上司。后来徐阶过八十大寿的时候，万历新政卓有成效，张居正把这功劳归功于徐阶的教导。说道：“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也。此不必身亲为之者也，故此两者为吾师兼焉。”这并非是张居正的阿谀奉承，他也没必要这么做，徐阶确实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众人合议，以还公正

事实上，称赞徐阶的并非张居正一人，后来的内阁首辅的申时行也非常推崇徐阶，说他“神襟迥秀，而内持养深坚，执义甚果。”徐阶年轻的时候博览群书，学识深厚，但却不迂腐，在政坛上打拼显得游刃有余，利用机变权谋扳倒严嵩父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徐阶主政以后，立马拨乱反正，一改严嵩当政时窃权罔利的风气，在内阁官署的墙壁上写了一道横幅，说到“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

为了让这标语不成为一句空话，使内阁避免成为一言堂，他改革了内阁的票拟制度，不但邀请袁炜成为内阁次辅一起商议政务，还共同为嘉靖皇帝票拟谕旨。当时明世宗觉得有些不妥，因为内按照明朝的惯例，只需首辅一人票拟即可。徐阶解释说众人合议是为了公正，而公正又是所有美德的基础，独断即自私，而自私则导致百弊丛生。明世宗也认为徐阶说的有道理，便同意了他的建议。

广开言路，周知天下事

嘉靖四十二年，徐阶向明世宗谈起了之前内阁奸佞当道，言路闭塞导致下情难达上听，希望皇上不要偏听偏信，允许臣下表达自己的见解，他说自古人心难测，因为大伪似忠，所以应该广开言路，那么就自然会有人揭发不合理的事情，避免庸人滥竽充数，淘汰混日子的官员，只有做到这几点，皇上您才可以对天下事了如指掌。他还以严世蕃乱政作为典型的反面教材，提醒明世宗要亲贤臣远小人，凡是官员进言，必须要详查。

善意的矫诏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驾崩，这位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明朝皇帝（万历皇帝虽然在位48年，但前十年由张居正全权处理朝政，说摄政也一点也为过）其实在民间的名声不咋地，尽管其政治手段较为高明，做到权柄不移，但他迷信方术，奢望长生不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纵容严嵩父子欺上瞒下，扰乱朝纲，营私舞弊，败坏官风，给来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承重的负担。

对此心知肚明的徐阶考虑到明朝的千秋基业，找来张居正商议，决定在明世宗的遗诏上“做点文章”（这就是前文张居正信中所说的丙寅之事）。由二人负责起草的遗诏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忏悔”的基调，这份态度诚恳的“罪己诏”写到：“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诳惑，祷祠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之祀不亲，朝堂之仪久废，每一追思，惟增愧恨.......各稽祖宗旧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明世宗的本意，而是徐阶和张居正为求缓解民众和统治阶级那永远都无法调和的矛盾所做的修饰。

这么做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重要政治目的，就是为明穆宗即位实行改革提供了法理依据，避免引起“悖祖宗之法的非议”，既然先帝都在遗诏中承认自己执政的过失，希望改革，那么作为新君就一定要奉遗诏改正前朝的弊端。此后内阁列出了三十多条肃清朝纲的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嘉靖执政45年来因建言而获罪的官员实行了优待，健康状况良好的予以重新启用，老弱病残的对其发放抚恤金。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徐阶对于张居正的政治理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举贤用能，整顿官场风气

不夸张的说自徐阶当上内阁首辅后，几年间为朝廷推荐了不少优秀的人才。就拿内阁来说，后面政绩出众的两任内阁首辅高拱与张居正都是由徐阶提拔入阁的。提拔高拱的理由很简单，其一是他先后主持吏部、礼部的行政工作，办事效率非常高。其二是因为高拱长期在裕王府工作，与明穆宗私交甚笃，能够在皇权交替中起到重要的沟通作用。尽管后来徐高二人因为政见不合斗得“头破血流”，但实事求是的说，徐阶最开始并没有出于私心，而排斥与明穆宗关系更好的高拱，反而积极拉他入阁，这本身就难能可贵。

徐阶虽然贵为内阁首辅，但并没有目空一起，自命不凡，他懂得礼贤下士才能将人才聚拢在一起。他推心置腹地邀请严讷出任吏部尚书，以期改善明朝吏治腐败的现状。严讷与包括徐阶在内的所有官员都约法三章，其一谈公事统一到吏部衙门，不允许到他的私宅；其二是慎重选择吏部其他主事官员，防止为奸佞之徒打开方便之门；三是选拔人才不要拘泥于资历高低，即使是个州府小官，只要政绩出色也可以破格提升。严讷的改革使得官场风气焕然一新，一时间成为美谈，而他也没有居功自傲，把功劳上归徐阶，下归诸司官员。我认为严讷固然是吏治革新的第一功臣，但背后坚定支持着他的徐阶也是功不可没，千里马亦需遇到伯乐，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一家之言

史学家们对于徐阶的整体评价历来是毁誉参半，《嘉靖以来首辅传》的作者王世贞就对徐阶颇有微词，认为他故意压制胡宗宪的平倭功绩，做出了违心的事情，而历史学者蔡东藩也认为徐阶的使诈水平不亚于严嵩，还有很多人对其晚年放任子弟横行乡里，大量购置田产嗤之以鼻。但我觉得不能用一个普通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治家，人无完人，徐阶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当然会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做出一些在我们看来不道德的事情，这可以批判，不过也不能简单否定他对于历史的贡献。徐阶扳倒严嵩的手段固然狡诈，但他也确实为隆庆开关，万历中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说他是万历中兴的铺路人是比较客观的评价。隆庆和万历时代的首辅都是由他一手提拔进内阁的，他的政治理念也对张居正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在其当政的几年时间中，明代官场上的不良风气也确实收敛的许多，尽管这从本质上无法拯救明朝那积重难返，腐朽黑暗的政治制度，但对于缓和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