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人民生养的根本，也是国家赋税的本源。换句话说，农民是承担赋税的客体。若土地分配真能如同官方文献所载的“一夫百亩”，农民之生计自然不是问题。正是因为均平土地的理想无从落实，架基于其上的赋税，也很自然的成为一个远比土地更加尖锐的问题，且直指农家经营的临界点。

因此，赋税问题只是土地问题下衍生的结果。一般而言，唐代尚属于赋税较轻的时代。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稍加观察，便可发现唐代农民的负担仍旧不轻。

唐代最为熟知的赋税便是知名的租庸调法，这是一套与均田制相配合的税制。其赋税的承担者，陆贽已有很清楚的说法：“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因此，赋税的承担者包括了农民本身与其家庭。

按陆贽的说法，“田租者，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故可知田租所征收者，乃口分田之属国家所有之公田收益。其负担的内容，依武德二年（619）颁布之命令，则“每一丁租二石。”

可知无论受田多少，每个有受田之丁男皆必须负担二石的田租，故其税率依授得土地之多少有所变动。如能受足口分田八十亩，税率则低达四十分之一；若如开元年间敦煌县效谷乡村民王万寿，其只授得耕地十亩，税率则高达五分之一。若是依最常见的四十亩计算，扣除八亩殖桑的永业田，则税率约在百分之四左右，只有传统理想“什一之税”的一半。

田租执照

调乃所谓“布帛之征”，起自于古代的“贡”，此出农民情感上之自动，如逢年节，向其封君献彘、兔、鸡、鹅或丝布之类。发展的过程中与“赋”相混淆，便从不定期、自动的奉献，渐渐成为定期且强制的征收。故以“调”为名，便带有兴发、调发之意，内涵上与“赋”相同，只是在征收上以“贡”的方式呈现。其负担的内容据开元二十五年（737）的规定，大致如下：

调与租相同，皆为定额之缴纳，无亩数之差异。若二十亩桑田足受，但就绢絁的调率只有二十分之一；若仅得十亩，则高达十分之一。桑树之间的间隔，又可种植些作物补贴开支，王梵志谓：“贫儿二亩地，干枯十树桑。桑下种粟麦，四时供父娘。”可见一亩地中植桑五根，便不至于到“太寡则乏于帛，太多则暴于田。”的窘境。另有棉麻之输，其与绢絁间的折率难以计算，故以开元二十五年令中“其调麻每年支料有余，折一斤输粟一斗，与租同受。”故其支出可列入田租中，将于稍后提及。

布帛

庸是标准的力役之征，也是租庸调法中最为农民所困扰者。其负担的内容如下：

盖劳役多则扰民，故在征收上也有相当的弹性，可以绢代役。若法定的一人二十日全折，需费六丈的绢，比调的征收多出一半。故对一般农民家庭而言，这实在算不上是个轻松的支出。

总体而言，租调两者都还算不上一般农民的沈重负担。田租加上地税户税后的支出，最多也只占粮食作物收入的15％。

绢布

故农民最大的负担来源，是各项力役之征。杨燮便曾这么说过：“今天下黔首不惮征赋，而惮力役。”可见国家征发劳役对于农民骚扰之重。农民对此更是不胜其扰，然而这对于政府而言，却是最难以放弃的一个部分。针对天灾蠲免赋税的规定来看，因灾减免，不是先免役，留下劳力去抗灾抢救，力争较好农业收成，而是规定只有在特大灾害时才免役。由此可见，国家对征调力役是特别重视。

国家对于劳力的征发相当苛刻，实在是“靡室靡家，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此外，从赴役到服役的路程中间，甚至是服役期间，都必须要自备粮食，规定是这样的：“除程粮外，各唯（准）役赍私粮。”其服役内容，大致上可分作土木营建之役与运输之役。两者皆是造成一片“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

徭役

前者有时甚至有相当程度的危险，如武后在嵩山修三阳宫其间，到了“夫匠疲劳死者十五六。”或许这样的数字本身，便因为张鷟本身的政治立场而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夸大，但也足以表现出劳役繁重的问题了。后者也没好到哪去，甚至有所谓的“脚钱”，大致是这样的：

无由的又多上一条负担。

租庸调法的庸，本身就是力役折换之义，说明朝廷本身便鼓励民众折庸。正因如此，大多数经济状况许可的农民家庭，往往会选择以庸代役。在王梵志〈富饶田舍儿〉里便有生动的描绘：

里正追役来，坐着南厅里。

广设好饮食，多酒劝且醉。

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使。

须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

然而又有多少农民家庭能经的起这样的负担？针对当时敦煌地区生活状况的考察，在生活线以下的农民占了24％。换句话说，有四分之一的农民生活衣食不足，这样的比例，在今天看来仍旧不低。换句话说，这四分之一的农民很有可能是无力折庸的，他们只能老老实实的赴役，甚至可能选择增加劳动天数，以换取免除租调的待遇。在极端的情况底下，有些人甚至自残躯体，这并非空出臆测，而是可见于实际之记载者，“少慕修道”的空如禅师便是如此，“后成丁，征庸课，遂以麻蜡裹臂，以火爇之，成废疾。”白居易笔下的折臂翁更是生动：

当然，上述的两个例子都只是比较极端情况下的个案，不必太认真看待，多数人还是老实的在许可范围内缴纳赋役。在租庸调法的时代，徭役的征取尚有所限度。两税法之后，虽说将传统的租庸调整合在两税中缴纳，并强调：“此外敛者，以枉法论。”实际上却让人力的征发失去了最底线的依据，力役之征依旧存在。对于贫苦的农民而言，基础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租庸调之外，尚有地税、户税的征收。

首先是地税，其为一种田租以外的附加税。其目的在预备荒年，是统治者为农民设想的一种方式，带有相当程度的储蓄性质，只是以征税的方法表达。其起于太宗时戴冑的建议：“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接纳了这个建议，并发布诏令：

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

“亩税二升”，可见税额相当低，纵使受足额一百亩的口分田与永业田，总共也才不过和田租一样的数额。

户税则是按资产定户等高低，并据以收税的一种方式。从武德六年开始，

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至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

其间征复不定，直到武则天长安元年时明令“天下诸州王公以下，宜准例税户。”征复不定，至此方成定制。其税额大概如此：“其八等户所税四百五十二，九等户二百二十二。”

其上的户等之税额则无记载，然很有可能依固定数额一路等加上去，而非以等比级数的方式加成。整体而言，在负担的比例上，依杜佑的说法：

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

只是整体赋税中的一小部分。

以上所说的，都还是较常见的赋税，也是较容易计算到的部分。就以上的赋税计算，扣除日常生活用度，一般农民尚能有“耕三余一”的剩余储蓄。若遇天灾导致收成不良，政府也有一套减免赋税的机制：

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

从今日的记载上来看，这并非仅见诸书面的规定，皇帝常常在灾荒之年降敕减免租调赋税，可见这些减免也是经常实施的。

但是租庸调法虽然是广受称赞的良法，却也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在“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下，租庸调对国家而言是一项纯收入，国家不需要在运输、管理诸环节上有任何花费，计画的租庸调可以完整的到达支用者手上。因为运输与管理的费用，政府已经借由各色名目的加征中获得补偿了。而这当中，更不免贪官污吏的上下其手，使的农民赋税的负担更加难以计算与估量。

参考文献：

• 《陆贽集》
• 《通典》
• 《新唐书》
• 《全唐文》
• 《唐代农民问题研究》
• 《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
• 《国史大纲》
•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论》
• 《王梵志诗校注》
• 《唐代的力役》
• 《唐大诏令集》
• 《文苑英华》
• 《唐令拾遗》
• 《旧唐书》
• 《龙筋凤髓判》
• 《唐代财政史稿》
• 《新世纪敦煌学论集》
• 《朝野佥载》
• 《太平广记》
• 《白居易集笺校》
• 《唐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