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再英明也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官员刚提拔时候都一派忠诚正直，官当久了之后往往都又奸又贪呢？

回到朱元璋时代，我们会发现，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皇帝是“奉天承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和执法者，天生便是正义的化身，因此贪官污吏再多，也总有替天行道的青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去自觉地监督政府官员，就算是到了官逼民反、民不聊生的极端时刻，新建立的王朝依然是以救星的姿态君临天下，于是同样“提前地”享受受百姓对它预支的信任，这样的政权又同样变得忘乎所以，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朱元璋

在对政府行为“永不设防”的古代政治文化中，执政者会孜孜不倦地告诉民众要“相信政府”，而政府权力一旦没有了任何社会监督和约束，即便政府都是由好人组成，最终也必然在权力的诱惑下变质。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下，人人都可以骂政府、骂总统，政府或总统常常成为民众的出气筒和某些事件的替罪羊。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归根结底是对权力和人性的不信任。在美国人看来，权力与利益相关联，人性又有天然的逐利本能，由此构成的政府怎么能够信任呢？至少是不能百分之百信任。

美国国父麦迪逊说：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政府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反过来说，不是天使构成的政府，又怎么能让人信任？美国民众并不需要政府官员成为天使，而是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发挥政府的管理服务功能，同时约束政府“依法办事”。无论政府的定期选举和轮替，还是权力配置上的制衡，无不表明美国民众对政府和权力的警惕。

美国麦迪逊总统

所以，美国民众和政府之间，不光有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更有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美国人清楚地知道，没有政府是万万不行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民众就应该毫无保留地信任政府。

不信任与怀疑政府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代价，对政府滥用权力的过度警惕必然导致政府效率的降低，约束政府干坏事最终也会使政府难以顺当地干好事；对政府的过度批判和对政治家的苛刻要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某些人对政治产生厌烦和冷漠，认为政府就是一种肮脏的行当，充满了见不得人的内部交易和尔虞我诈，而且认为政治家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有学者认为，媒体长期以来对政治家的负面报道有可能是造成美国民众的政治冷漠、政治参与热情减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人认为“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许多事情不需要管理，它所强调的只是这些事情可以不需要政府来管理。这一方面是因为依照权责利对等的原则，如果赋予政府更多的责任，等同于给予政府更大的权力，这对把政府视为“不可避免的恶”的美国人来说，正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因为他们深信，政府权力过大，就一定会侵犯个人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美国社会中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其他组织可以履行这些管理职能，比如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NGO基金会和独立的工会等等。

美国工会

其实，美国人之所以有底气搞“小政府”，关键在于公民组成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完善能力，使公民在遇到许多困难时可以不依赖政府。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注意到美国人的结社活动特别发达，在别的国家要找政府才能办的事，在美国往往是公民自己解决。

美国政治文化不仅强调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且特别强调公民义务。而履行义务，往往以社团为单位。这不是对政府的义务，而是对社会、对自身的义务。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有一句名言：“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毕竟责权利三者是统一的，天上不会掉馅饼。

美国《公民读本》开篇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国家“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在这个制度下，“一个好公民是一个善于调节自己的人，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善于思考的人，一个能够行动的人”。所以，美国课本鼓励孩子可以从小尝试，学会组成各种社团，在“人民定规则”之前，每个人要认识和改善自己，敢于承担责任，学会平等地和他人相处。

对公民义务的重视，是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文化根基，也是民众敢于和能够限制政府权力的直接原因。在政府可以管，必须管的领域，公民勇于且善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在政府不能管、不敢管、不想管的领域，由公民组成的社团也许可以做得更好。

在美国政治文化的光谱中，权利和义务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相辅相成。改造社会、批评政府的起点，是先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关心社会、勇于担责的好公民；而这一切的终点，是使得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都因为大家的公益行动而得到保障。